导语：村委会证明、兄长自认难敌登记簿，庭外“建议”引司法干预之忧
在本编办公室，59岁的黄开云攥着厚厚一叠泛黄毛边材料，拉出一张村委会证明，目光疲惫而倔强。她声音有些发颤：“1981年分地，明明是按七口人算的，有我的份。现在补偿款下来，我和父亲、弟弟们却像从土地证上被‘抹掉’了。” 她追讨的，是十二年前本应属于自己的12万元征地补偿款，这场维权马拉松已持续了整整十二年，足迹踏遍三级法院。
关键证据“打架”：七口之家还是三口之户？
一切的根源，在于1981年农村土地承包到户时，黄开云家到底有多少人分到了地。
黄开云向记者出示了多份关键证据：
1、村委会证明：加盖宁陕县筒车湾镇许家城村村委会公章的证明清晰写道：“黄开云同志因原土地下户我给黄开明户口一起，没有分家，后来他于1992年社教后因婚姻出走，但他的土地一直未分，长期都在黄开明一起……” 证明上有村干部贺习成的签字。
展开剩余77%2、证人证言：多名村民（张培玉、朱祖安等）的证词证实，黄开云在1981年分地时是家庭成员，且之后土地由其或家庭耕种。
3、原村主任证词：更关键的是，时任太白村（后并入许家城村）村主任胡永礼作为黄开明（黄开云兄长）的证人，在一审法庭上明确作证：1981年发包时，黄开云是黄朝凡（父亲）户内的家庭成员，承包是按当时实际人口（7人）进行的。
4、兄长自认：在一审庭审笔录第17页，黄开明本人亲口承认：“（1981年之前）我们家总共几个人？7个。”
然而，法院最终认定的事实依据，主要来自后期的登记文件：1982年的自留山使用证和2008年颁发的林权证，这些证件均以黄开明为户主，记载的家庭成员人数为3人（黄开明、妻子朱明友、儿子黄太平）。
“最大的疑问就在这里，”黄开云的声音带着不解和愤懑，“我哥自己都承认当年是7口人，村主任也作证了，村里也开了证明，为什么法院就只信后面写的‘3人’？1981年分地的原始记录难道不算数了吗？”
政策时间差埋下权益“地雷”
争议还延伸到了1998年的土地延包。黄开云强调，根据1995年国务院发布的《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意见的通知》（国发〔1995〕7号），明确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我1983年外出打工，但户口一直在村里，没迁走。1987年就回来了，1998年延包时我人就在村里，有弟弟黄开忠2016年出具的证明。”黄开云说，“按照‘增人不增地’政策，1984年出生的侄女黄娇娇（黄太妹）在1998年延包时是没资格新增为承包家庭成员的。登记表上写的4个人，应该包括我才对。”
法院的认定却恰恰相反，认为黄娇娇是家庭成员，而黄开云因“外嫁”等原因不再是该户成员。这与土地证显示的承包期始于1982年（早于黄娇娇出生）、以及1995年确立的“增人不增地”政策存在明显逻辑冲突。
庭审之后：会议室里的“建议”
更让黄开云感到司法公正受到威胁的，是2019年一审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她反映，一审庭审结束后，主审法官召集了筒车湾镇人大主席团主任、镇领导干部、人大代表、村干部、镇司法所人员等二十余人，在法庭二楼会议室开会，讨论该案。
“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镇人大主席在会上直接‘建议’驳回我的诉讼请求。”黄开云说，“法院判案，怎么能让镇领导来开会提‘建议’？这不是行政干预司法吗？” 法律专家指出，《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官组织此类会议并向行政人员征询裁判意见，严重违背审判独立原则和法官职业伦理。
随后，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未开庭审理即书面裁定维持原判。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再审审查中，虽经黄开云多次申诉，最终也驳回了她的申请，其裁定中认为“兄妹同户不符合常理”，但未能充分回应1981年特定历史背景下户籍管理不严格以及村委会出具的“未分地”证明等关键证据和历史背景。
沉默的档案与未解的追问
黄开云的遭遇并非孤例。记者调查发现，涉及“外嫁女”土地权益的历史遗留问题在部分地区仍存在。
关键的历史档案能否解开谜团？筒车湾镇档案室封存的1981年原始分地底册、1982年自留山证存根，是否清晰记载了黄朝凡户当年承包土地的人口数是7人？这些原始凭证，至今未能在此案中得到充分调取和展示。
对于黄开云指控的庭外会议及镇人大主席“建议驳回”一事，筒车湾镇政府截至发稿未予回应。本编向该镇及许家城村负责人询问黄开云土地权益问题时，对方仅表示“情况复杂，需要进一步查证”。
专家：用新尺难量旧布
西北政法大学研究土地制度的李鸣教授对此案分析指出：“处理历史遗留的土地承包纠纷，必须回到当时的政策环境和确权规则。1981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核心是按实际人口分地。黄开云女士户籍从未迁出，且无证据显示其在原居住地主动放弃承包权或在新居住地获得承包地，根据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原则，以及历史延续性，她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基础。” 他特别强调，“用1990年代甚至2000年代后期的登记簿，去否定1980年代初基于实际人口形成的原始承包事实，就像‘用新尺量旧布’，尺度本身就不匹配。”
如今，黄开云已向陕西省纪委、监察委提交了新的反映材料，继续她艰难的维权之路。山脚下，筒车湾旅游区的广告牌闪烁着“回归乡土本色”的标语。而对黄开云而言，那份属于1981年的土地记忆和应得的公正，依然悬而未决。
2025年8月2日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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